鉴于隋唐等强盛王朝被农民战争推翻的事实，宋统治者制订了在凶年饥岁招募饥民当兵的政策，想以此来削弱宋政权的敌对力量。但是这种做法，虽然暂时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却也带来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兵员数量直线上升，财政不堪重负。北宋统治者不惜用巨额费用养兵以防民变，从而导致了财政状况恶化，冗兵也是北宋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
在生活上，皇帝后宫数千人，各种宴饮、赏赐不断，奢侈享乐的风气日盛。除此之外，各种祭祀活动的费用也大大增加，特别是在时势艰难之际，皇帝们更是企图以此维护其统治。在生活上，皇帝后宫数千人，各种宴饮、赏赐不断，奢侈享乐的风气日盛。除此之外，各种祭祀活动的费用也大大增加，特别是在时势艰难之际，皇帝们更是企图以此维护其统治。
例如，瀆渊之盟后，本是整顿内务，革除弊蠹、休息养民、发展生产的大好时机，真宗皇帝却恰在此时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与少数近臣一起制造“天书”屡降的假象，大事庆祝，规模浩大，每次都要动员大量人力，耗费大量钱财。除此之外，宋政府又大兴土木，“所费巨亿万”，“穷极侈大祭祀费用和皇室消费过于浩大，显然也是宋代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
对此，我们可以从宋朝收支结构来分析一下。北宋的财政收入来自于田赋、徭役与商税，除此之外的另一项重要财政收入来自征榷，即专卖收入，其中以茶、盐、酒的专卖收入最多。而北宋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三方面的用途：第一是军费开支。北宋军队分禁军和厢军两种，禁军专事作战，厢军以劳役为主。每个兵士一年的基本开支一般在三十到五十贯左右，数十万军队开销至少也要上千万贯。所以，军费开支历来是北宋财政支出中最大的项目。
第二是官员和行政费用。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有着极其复杂的官僚机构和为数众多的官员，官员的俸禄也比较高，维持一个官员要用去几个乃至几十个兵士的开销，北宋初年领取俸禄的官员大约在一万人左右，所以，这项开支一般是仅次于军费开支的第二大支出项目。第三是皇室的各项用度。这个项目的支出数额不是太稳定。北宋初年，皇室的经常性开支大约每年在几百万贯左右，但是如果遇上重大祭祀活动开支便会大增。
二、上升时期的财政状况
北宋初年正值创业时期，太祖和太宗时军队和官僚机构都比较精干，皇帝本人也比较节俭，财政支出尚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并且还经常有所节余和积蓄，在财政上处于上升趋势。例如：宋太祖在平定各割据势力的过程中，就把财政问题放在较为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宋太祖的战略意图基本上得到实现，这对于财政状况的改善起了很大作用。此间虽未有详细的有关统计数字，但是有一些记载也能从侧面说明问题。
宋太宗即位伊始，看到左藏库储积甚丰，曾对宰相说：“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由此可见，太祖在位时的财政状况还是良好的，其积蓄也是相当丰厚的。太宗即位后，对一些五代时期沿袭下来的过于苛急的税赋，如“地房钱”、“勾栏地钱”、“水场钱”等进行了蠲减,，并且还雄心勃勃地打算在五到七年的时间内对百姓的租税进行全面蠲减。
他的理想虽然没有完全实现，却也反映了他对调整重赋以宽民力的重视。同时，他还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太平兴国七年，太宗曾下令每县设农师一人。他还采纳大臣的建议，下令南方除种植水稻外再兼种五谷，规定北方凡有条件的地方就推广粳稻，凡是实行此法的土地，免其租税L诸如此类的鼓励农业生产的措施，确实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对财政也产生了间接的却有决定意义的积极影响。
另外从田赋收入数量看，至道年间也接近了两宋最好的水平。这说明太宗在位时期的财政状况仍处在上升势态中。然而，国势的强盛、财政收入的增加，也使得太宗忽视了对财政支出增加速度的限制；宋、辽战争持续进行，特别是战争的失败，也急剧增加了财政的负担。端拱年中，已有大臣对此提出警告，但是并没有引起太宗足够的重视；淳化二年，太宗也开始为财政之事忧虑了，然而迄太宗去世为止，从总体上看，宋朝财政其实并未有严重的匮乏之象，仍然处于上升阶段。
三、鼎盛阶段的财政状况
真宗在位时期被认为是宋朝的全盛时期。这个阶段是两宋数百年中战争相对较少、社会也比较安定的时期，特别是景德初年宋、辽“漕渊之盟”后更是如此。社会比较安定，社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经济上呈现出某些繁荣景象，反映在财政收入上，突出地表现为禁榷收入和商税等的大幅度增加。
另外，此时期的榷茶收入也是比较高的。由于禁榷收入和商税的增加，真宗天禧末年财政总岁入中的缗钱一项由太宗时的一千六百余万贯，迅速增为二千六百五十余万贯'。但是，真宗并没有充分利用已有的有利条件来致力于国家的发展，而是过多地把精力用在巩固自己的皇位上，为此不惜严重损害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利益以至整个社会的利益。
比如，在对辽战争并未受到太大挫折的情况下，就匆忙地与辽订立“海渊之盟”，答应每年向辽输送高额的“岁币”，这无疑对以后的财政发生了不良的影响；和议之后，又大搞封禅泰山等劳民伤财的迷信活动，并且每次活动都规模浩大，动用大量的人力，耗费大量资财，结果使政事废弛，国财耗竭，以至于到真宗末年，财政收支已经呈现出较为紧张的状态，开始入不敷出。
四、危机初现阶段的财政状况
宋仁宗、英宗统治时期，北宋朝廷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入不敷出的危机日益严重。一方面，由于真宗后期大肆祭祀、营造无度，使财政状况开始走下坡路,仁宗即位时正是财政紧张的时候；另一方面，虽然仁宗即位后朝廷即釆取措施削减营造支费，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在裁减浮费初见成效的时候，又于明道、景祐之间，遇到连年自然灾害，灾害影响了财政，收支状况又趋紧张。
由于增兵、增岁币及冗官等诸方面的原因，不但三司财计困难，而且地方积存也基本告罄，内藏储存也所余无几，财政收支上的危机局面出现了。发生于此间的“庆历新政”也从侧面说明，此时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已经引起了朝廷内外诸多人才的深切关注，在一些有识之士看来，已经到了非改革不足以使国家摆脱困境的地步了。
说明仁宗统治时期，自从财政上受到西部战争军费开支的冲击之后，财计上几乎是一蹶不振了。之所以造成这种财政上的困窘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今入者日寡，岀者日滋”，也就是说，宋朝财政上由盈余到亏空的转变，最根本的原因不仅在于收入的减少，更在于支出的增加。支出增加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收入增加的速度，甚至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从而造成了国与民上下俱困的局面。
正是这种财政上持续的不景气和入不敷出的状况，成为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动因。然而不管是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还是稍后的哲宗时期的“绍述神宗圣政”都无法扭转宋朝病入沉荷的财政状况。宋神宗即位以后，兼并之风日益盛行，国家是越来越不景气了。神宗是一个富有朝气、极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他对“积贫积弱”的局面十分不满，上台后，“欲伸中国之威，革前代之弊”，想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
但是，仁宗、英宗给他留下的一帮老臣，如富弼、韩琦之流，由于社会地位地上升，如今都变成了一些因循守旧之徒，不但不愿意再进行改革，而且从以前改革的支持者转化为改革的阻碍者。在满朝因循保守的气氛下，神宗便起用了锐意改革的王安石。王安石执政后，便辅佐神宗厉行变法，掀起了中国历史上前后长达16年之久的、著名的变法运动-一熙丰变法运动（也叫王安石变法）。
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理财方针，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新法令。在王安石看来，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办法不是削减支出，而是通过促进生产的发展以求增加财富，为此，釆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很快做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经过王安石变法，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已经蓄积了巨额的钱币和谷物，“前此长期存在的积贫之局到此就完全改观了”,北宋国家的财政状况至此大为好转。但是，好景不长，神宗皇帝病死之后，旧党上台执政，北宋衰落的迹象日趋明显。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支持变法的神宗病死，而继位的哲宗皇帝尚年幼，一贯反对变法的英宗高后垂帘听政，保守派的司马光等人得到重用，为了尽快恢复旧法，司马光把变法的责任全部推到了王安石身上，称“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以便为才死去的神宗皇帝开脱，并提出“以母改子"，使新法得以顺理成章地被废弃。
但是，司马光这些旧党老臣并没有想出在废除新法后如何使财政避免陷入入不敷出的危机的有效办法。所以，当旧党匆忙地把王安石各项新法罢废后，常平、免役等收入就没有了，朝廷封桩财赋的来源大为缩小，但支出却减少寥寥，不可避免地随即出现财政危机的局面。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直接导致了旧党执政集团的彻底跨台。
元祐八年亲政后，新党得势，旧党下台，理财方针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王安石的理财新法重新得到肯定和推行，短暂的旧党元祐八年亲政后，新党得势，旧党下台，理财方针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王安石的理财新法重新得到肯定和推行，短暂的旧党“元祐更化”就此结束，新党的“绍述神宗圣政”宣告开始。
不过，元祐年中遭贬、而今重新被起用的新党大臣，在经历了这种大起大落的命运之后，他们是心有余悸，重新推行新法的力度因而大大降低了，如此一来，也就大大减少了重新推行新法的阻力，同时也减少了改变理财方针后财政上新增加的收入，再加上西北战争的军费巨大，到哲宗去世时，财政不但未能好转，反而陷入了新的更大的危机。
综上所述，从宋初到真宗去世前，入不敷出的情况较少，状况稍佳；仁宗、英宗统治时期，入不敷出的情况较多，财政问题十分严重。王安石变法期间财政状况有很大改善，但从神宗去世以后，旧党上台执政，财政问题日益严重。到徽宗继位，蔡京开始主持北宋政务时，宋朝的财政状况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危机局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